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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专拍
发布时间:2019-04-23 18:45

  仇焱之(1908-1980),江苏太仓人。早年师从晋古斋古玩店业主朱鹤亭,精于瓷器鉴定。

  民国34年(1945年)由卢吴公司在沪负责人吴启周介绍,结识英国古董商厄宝德,为其在沪办理古玩出口托运业务。

  民国35年以200万法币独资开设“仇焱记”(又名“仇焱之文玩会”)于嵩山路44号。同年出任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候补监事。民国38年结束在沪经营活动,去我国香港、瑞士继续经营古代陶瓷。

  仇焱之13岁于上海一家古玩店当学徒,掌柜便是人称朱二爷的朱鹤亭,朱二爷是个小心眼的人,做生意总是怕吃亏上当,脾气还有点怪怪的。

  但朱二爷对古陶瓷鉴定十分善道,仇焱之在掌柜的调教下,勤学敏悟,练就了一双辨别古陶瓷的“慧眼”。

  仇焱之和他的师傅不一样,他初期学古陶瓷的鉴定和买卖,后来专攻明清瓷器收藏,看官窑瓷器的眼力特别好。

  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自立门户,夹包在上海做古玩生意。他买货不把价钱压得太低,卖货时也不用假货蒙人,因此得到了同行和中外收藏家的信任。

  仇焱之立志经营古陶瓷,因其家学渊厚,有独特的古书画鉴赏天禀,故十分注重对古陶瓷的画工纹饰与造型的研究,这在圈内可谓标新立异。

  古往今来,古玩鉴赏界就存在“玩画不屑瓷”、“鉴瓷不研画”的弊端。而仇焱之如此高屋建瓴的“鉴瓷观”,沿及今日,在鉴瓷界仍乃先卓。

  到上世纪40年代初,仇焱之凭借其手眼独出,成为了上海滩商贾云集的十里洋场中的风云人物。

  抗战期间,仇焱之在北平收藏了一只宣德雪花蓝大碗。从这只大碗的价格变迁,很能够说明收藏家能够成为富翁的原因。

  这只大碗原先为晚清时期一位盐运使所有,那个时代,凡与盐业沾边的事情都能发大财。

  宣德雪花蓝大碗在被不识古董的子孙盛了二十多年的黄酱之后,终于以5元的价格换回了5只大烟泡。

  天津劝业场的一家古玩铺以5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只碗,北平琉璃厂陶庐斋经理又以500元得到了它。

  仇焱之买的时候,价钱已经升到了800元。到了1980年,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仇焱之瓷器拍卖专场中,这只碗竟然卖到了370万港元!

  40年代晚期,仇焱之赴香港发展,与敏求精舍的创始人胡惠春、徐伯郊等俦侣成为第一批南下的香港第一代收藏家。10余年间,他在这个弹丸之地,衔泥筑巢般地收藏了众多历代官窑瓷器。

  50年代,仇焱之在香港曾经用1000元港币,买下了一只别人都以为是假货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,被誉为收藏界“拣漏”的典范。

  据赵汝珍著《古玩指南》记载:“明成化窑斗彩鸡缸杯,现存仅三只。”成化斗彩瓷器,基本上都是官窑产品,在明代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。

  万历《野获编》说:“成窑酒杯,每对至博银百金。”清初,大收藏家高江村的《成窑鸡缸歌注》:“成窑酒杯,各式不一,皆描画精工,点色深浅,莹洁而质坚,鸡缸,上画牡丹、下画子母鸡,跃跃欲动。”可见其精美程度。

  1980年12月,伦敦苏富比举办了第二场仇焱之藏品专拍,成化斗彩鸡缸杯以528万港元成交,打破了当时中国瓷器艺术品的世界记录,

  也是这场拍卖使得明代官窑的市场价位大幅上扬,并逐渐取代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宋瓷的市场主流地位。

  1999年4月在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,一件保存品相完好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,拍出了2917万元港币的天价,成为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纪录。

  2014年7月19日,这只鸡缸杯被上海藏家刘益谦以超过2.8亿港元的成交价,从香港苏富比带回上海。

  朱汤生曾说,1980年至1981年的三场“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”专拍,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专拍,而这三场专拍对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可谓影响深远。

  “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拍卖,几乎吸引了所有全球重要媒体的关注,”说起1980年11月那场“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”专拍,现任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国际主管仇国仕显得颇为兴奋,

  “正是在那场拍卖上,中国艺术品首次迈过了100万美元的门槛,也让世人第一次认识到中国艺术品能有如此高的身价。”

  2006年4月l0日,苏富比香港春拍推出了一件宣德款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,目前面世的此类“宣杯”仅见于我国台北“故宫”,

  但此件拍品与彼杯相比,其釉里红色泽更艳丽更纯正,纹饰亦更清晰,实为明早期官窑之精品。

  该高足杯系仇焱之旧藏,l980年由苏富比在香港以60万港元成交,此次拍卖达1524万港元。

  繁忙的生意之余,仇焱之始终笔耕不辍,于1950年相继出版了《抗希斋珍藏明全代景德镇名瓷影谱》、《斋珍藏历代名瓷影谱》,成为国外专业人士研究中国官窑瓷器最有价值的书目之一。

  备受世人仰慕的是:仇焱之超人一等的“眼力”和流利的英语,亦为其游刃于古玩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  在闯荡欧美诸国期间,仇焱之发觉当年大量被八国联军劫掳去的中国艺术品,许多已绝迹于其后裔或旧货市场。

  有些后裔对先辈掠夺而来的中国艺术品毫无欣赏或收藏意识,以永宣青花碗盘杂盛乱物者,绝非笑谈。仇焱之目睹种种暴殄天物的荒诞事实,便萌生从“掠夺者”和僻市陋店中买回祖物的使命感。

  但无奈的是,尽管他倾尽所囊,也仅是杯水车薪,没有能力全部“收养”这些中国瓷器。

  为了不使中国陶瓷再度颠沛流离、含屈受辱,仇焱之当时想出的权宜之计,只能是为这些流失他乡的中国瓷器找一个“善待的婆家”。

  同时,为提升西方藏界对中国悠久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瓷器的赏识水平,仇焱之除苦心积虑撰稿之外,还不懈奔波游说于欧美各大博物馆、基金会、知名收藏团体和富商之间。

  闻名遐迩的大卫·珀西瓦尔爵士(Sir Percival David,大维德基金会)、瑞典国王古斯塔乌·阿道尔夫(King Gustav Adolf of Sweden)、乌尔渥斯的女继承人——芭芭拉·哈顿(Barbara Hutton, the Woolworth heiress)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中,有许多都是通过仇焱之昔日的牵线搭桥或“捐赠”之物。

  仇焱之收藏之富,可以从他为得到一件建文年款的瓷器所付出的代价上窥见一斑。

  “建文”为明代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继承皇位的年号,建文帝仅在位四年,即被其叔朱棣(明成祖永乐帝)夺位。

  建文四年瓷笔架底部铭文为:“建文四年三月日横峰造,吴氏均茂志”,由于建文皇帝在位日短,所烧制的瓷器有限,而有年款的瓷器则更属凤毛麟角,

  至民国年间,收藏界公认为真品的“建文”年瓷器,只有此瓷笔架。这个笔架辗转流传,到民国年间,由收藏家谭敬收藏。

  仇焱之专收明代瓷器时,除了建文年号,将明代所有年号的瓷器都收齐了,因此,得不到这个瓷笔架,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

 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觉得珍贵,仇焱之为了了却心愿,竟然以只缺“建文”年款的全套明代瓷器,换得了这个瓷笔架!

  仇焱之的收藏包含了众多门类精品。其中,清代的五只如意也颇具代表性。它们的材料、类别各不相同,但每件皆为宫廷精品。

  作为吉祥和权利的象征,如意于明清时期便受到各个帝王的青睐与珍视。秉承这一传统礼制观念,如意的收藏对仇焱之而言亦是高质量高规格,可以说是琳琅满目,精益求精。

  2013年保利香港春拍中,抗希斋遗珍——清乾隆白玉雕福寿双全福禄万代如意,以其极高的规格与尺寸,上等的玉质与雕工,全身白玉并无绺裂与杂质,

  纹饰采用高浮雕与浅浮雕结合而饰,福寿双全,寓意极为祥瑞,等级之高,品格之极,成为仇氏抗希斋清代宫廷如意收藏中一件极为重要的藏品。

  古玩行中有一句俗话,说是“卖者不发财,藏者发大财”。被誉为全球五大中国古陶瓷收藏家之一的仇焱之,其经历充分印证了这句话的正确性。

  功成名就后,仇焱之移居瑞士,许多天涯故交亦纷至沓来,其富丽雅致的别墅,俨然成了中西方古玩家、艺术人游历欧洲诸国的根据地。

  其挚友张大千等人,每至瑞士,均以仇宅为己家,或绘画博弈,或赏瓷弹戏,或相携共游,他乡叙阔逢故知。

  作为一位瓷器收藏家,他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瓷器收藏大家,而作为古玩商,仇焱之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。

  许多收藏家有其个人独特的占有欲;古玩商也有其个人独特的生意经。而仇焱之却能把稀世国宝级藏品捐赠给国内外的博物馆,更多地造福社会。

  仇焱之1980年病逝于瑞士,所有庋藏由裔嗣交给苏富比拍卖公司在我国香港、伦敦拍卖,在世人心中留下了高品位、高格调、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。